与此相比，中国IT产业的另一个知名品牌实达电脑更是曾经极度辉煌。实达电脑的母公司实达集团曾经创造过“16个人创造16亿元”的业界神话，实达电脑在鼎盛时期，是惟一能够进入银行与税务系统的国产电脑品牌，每个月出货量可达两万台，在2000年之前，这样的出货量与当时的市场容量相比是非常可观的。

　　然而，在2000年之后，实达电脑一路狂跌，直至2005年底，债务缠身的实达电脑一病不起，实达集团发布公告称实达电脑进行停业整顿。至此，实达电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PC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曾经面临两个大机遇:一是1994年之后出现的家庭电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二是在2002年之后出现的第二轮洗牌，众多中小品牌被清洗出去，留下来的品牌基本都有自己占据优势的垂直市场或者独特用户群。

　　群硕软件董事长刘英武曾经是IBM与宏在全球崛起的核心参与者与见证人，他认为，“即使从全球看，中国企业对电脑市场的参与程度也是最深的。”刘英武指出，这跟台湾省抓住了电脑个人化的趋势有关。而在中国内地市场，中国企业从市场角度参与电脑化的程度，也堪称世界之最。鼎盛时期，出现在中国市场上的电脑品牌多达三四十家。然而，能留下来的只有联想、方正、同方、紫光、海尔、TCL、浪潮等不足十个品牌，而多数品牌的出货量已经很小，彻底成为一个地方品牌。

　　而先后消失与衰落的电脑品牌则包括了同创、柏安、八亿时空、沐泽、新蓝、东海、大亚东海、华禹邦甲、新浪潮、实达、恒生、康佳、熊猫、创维、四通、超群、金恒生等。与联想相比，这些企业不适应市场化的运作方法，未能抓住产业变迁的根本规律，根据自身资源与优势，实现规模化与品牌化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化自然淘汰的结果”。

　　而与电脑行业相似的还有手机业，熊猫、中科健、TCL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倒下的品牌。直到今天，我国电信市场并未实现完全开放，只有在消费者终端上实现了市场化，而手机品牌的淘汰率更高，多数手机品牌虽然一直存在，却已经名存实亡，成为出售品牌与生产许可证渔利的工具。

　　以电脑企业为例，很多行业，都曾经面临过很好的市场机遇，如实达，未能专注于电脑业务实现规模化;如东海，未能抓住最早进入者的优势实现品牌化;如2000年左右的家电群雄集体进入电脑业风潮，只有TCL一家坚持了下来，多数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投机者”。

　　一位企业负责人在采访结束时曾经这样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无论在哪个时代，企业要成功，要塑造一个百年品牌，永远需要把握市场化竞争的规律。”

　　　　死于改制

　　多数中国企业都会涉及到“出身”的问题。而在中国IT业发展进程中，包括长虹、TCL、华为、联想、方正、长城都曾经饱受“出身”困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走不出来的企业，哪怕在技术与市场上拥有优势，也不足以保全企业前途。

　　2002年6月，国内管理软件知名企业利玛软件公开爆发的一场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把转轨时期的“出身问题企业”的矛盾演变成一个行业话题。利玛软件前身是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注册的一家企业，在接受了家具企业光明集团的控股之后，遭遇到事业单位机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资方与劳方的冲突、企业财务审计制度与散漫的管理制度的冲突等等。从某种角度讲，利玛是一个难得的转轨企业的范本。

　　两种制度与文化相较量的结局是企业的衰落。在当时，利玛软件曾经被认为是有希望在短期内超越用友、金蝶的管理软件企业，技术不差，又获得了来自传统行业的投资，没有比这更好的状况了。

　　然而，制度转身不成功，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失败。

　　中国IT产业“制度转身”的成功范例当属联想集团与TCL集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都面临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众多创建于那一时期的IT企业，都几乎与高校有过科研成果产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联想、方正、同方、紫光、北大青鸟、北大未名、北大资源、交大铭泰、浙大网新等，形成了中科院系、北大系、清华系、交大系等诸多流派。

　　与这些尚且活跃在市场的企业相比，制度转身不成功的企业吃尽了苦头。他们身上暴露出来的从公有体制(国有、集体、乃至事业单位)向现代化企业转变的矛盾，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IT品牌纷纷消失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指出，1984年创办的企业，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都会面临体制的问题，而多数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都因为制度束缚而错过了做大市场的最佳时机。